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国是最初开始商业性人工繁育老虎的国家。在1986 年，老虎及其身体部分的国际商业贸易被禁止的十三年后，中国第一间“老虎繁殖场”于东北部创立。这间获政府资助、以赚取盈利为目的的老虎繁殖企业，主要目的是提供中药用的虎骨。

面对着国际压力，中国国务院在1993年下达了国内虎骨和犀牛角贸易的禁令。但中国持续容许国内的虎皮贸易，而且全国人工繁育的老虎数量激增至6000只，圈养设施包括大型商业”老虎繁育场”、小型”动物园”和非正规的后院作业。人工繁育老虎的商业经营模式更已传至老挝、泰国和越南。

2018年，国务院废止了1993年的禁令并发布了新的通知。该通知允许将取自人工繁育老虎和犀牛的虎骨和犀牛角用于“医学研究或临床救治危急重症、疑难杂症”。在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声音下，政府发言人表示新通知的实施将被延缓。不过，2018年的通知未被废止，国务院网站的有效政策部分仍然包括2018年的通知。

作为老虎和许多其他濒危野生动物产品的主要市场，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有重大的影响。如今，世界上只有大约4000只野生老虎幸存。 数据显示， 人工繁殖并没有减少为了贸易而对野生老虎的偷猎。在这危急的情况下，保育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所有野生老虎分布国家和消费国对取缔所有老虎及其制品的贸易订立有力的法规并对参与老虎贸易的人予以威慑性的判决。老虎及其制品合法贸易通道的持续存在会维持并刺激市场需求、使执法复杂化和对降低老虎产品需求的保育努力呈反作用。

我们在2013年记录了中国的合法虎皮贸易（详情见我们的报告【隐藏在明处】）。如同之前合法象牙贸易的许可证制度（中国在2017年禁止了该象牙贸易），现合法虎皮贸易制度有着严重的漏洞，令贸易商有机会去洗白”非法获得的老虎制品。我们也发现了工业规模的虎骨酒生产，贸易商声称这些生产是被政府“秘密”文件批准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争取说服中国政府修订法律以禁止老虎及其制品的所有贸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2016年进行了重大改革，但老虎保育错失了这个引订禁令的良机。通过象牙禁令，习近平主席展示了中国在保育行动中的领导地位，但老虎仍需禁令的拯救。

我们提倡以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程序来争取更好地保护老虎和其他野生动物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最初在1989年实施，并倡导“繁殖、驯化和利用”野生动物的坚定价值观，这些野生动物包括被列入最高保护等级的濒危物种。野生动物保护法是近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法律之一，目的是保证这些法律和习近平主席推广的“生态文明”统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13年开始准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咨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初版修订在2016年一月传阅，以供公众咨询。该版引起了中国学者、律师、生物学家及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弹。他们担心如果采用这个建议修正，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规管会因此走上歧途。我们提交了意见作为这个咨询的一部分。

在2016年4月，当局提出了第二版修订。虽然其中有针对早前表达的担忧作出一些让步， 但仍为不足。连中国立法机构的高层都担忧地表达第二版的修订依旧是提倡使用多于保育。在之后第二轮的公众咨询，我们再一次提交了关键忧虑的总结和如何改善相关条款的详细建议。

两个月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第三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中发表。和之前为了得到公众评论而有被公开传阅的两版不同，第三版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审议。在2016年7月2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三版和最终版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修订过程的细节，我们准备了三个版本的对照表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最初版本。

国家林业局是负责保护野生动物并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主要政府部门。在2016年10月，国家林业局发表了一套法规草案，当中提及了更多关于国家林业局打算如何实施修订法律的详情。

这些法规强调利用野生动物多于保育野生动物，而且程度更甚于当局本应实施的法律。我们对此抱持重大的担忧。我们特别关注法规中详细描述的国家林业局 ‘专用标识’机制。这个机制进一步保障了受保护动物的合法商业贸易和处理查获物的法规，从而可能允许将被查获的保护动物（包括老虎）及其制品合法拍卖。 在2016年11月的国家林业局公众咨询中，我们向当局提交了我们的忧虑。

此后，当局发布了一系列的附加补充法规，包括有关第一批被记入‘利用名录’中的物种的公告。这些文件的标题清晰地表明了这些物种只是第一批被记入名单的动物。

2018年，国务院发布允许人工繁育虎骨和犀牛角入药的通知时，我们就已表示了担忧。这一措施对野生老虎和犀牛来说可能代表灭绝的兆头。此后，我们一直对这个政策发出警报，而允许虎骨、犀牛角入药的政策尚未被正式废止。我们将继续提倡争取针对老虎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包括取自人工繁育个体在内——及其制品的任何贸易的明确禁令。